小编：纪家镇纪家村村民余兴才、余兴林、何浩三人至今想不明白：“作为上访者，为何要为镇政府派出去接我们的干部报销差旅费？” 日前，在纪家村外村村小组，三位憨厚的农民向记者讲述起那段经历时，仍旧愤愤不.
纪家镇纪家村村民余兴才、余兴林、何浩三人至今想不明白：“作为上访者，为何要为镇政府派出去接我们的干部报销差旅费？”
日前，在纪家村外村村小组，三位憨厚的农民向记者讲述起那段经历时，仍旧愤愤不平。
干部私下卖争议地
去年7月初，一份《纪家内村与纪家外村对土地争议自愿和解处理协议书》，悄悄传到了村民何浩、余兴才和余兴林等人手中。这份未经村民开会讨论、由外村村小组干部私下签订的协议刚一露面，就立即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。
按照协议规定，外村同意将两村有争议的约28亩土地，及土地上的桉树全部转给内村，内村则一次性支付外村106000元，作为取得土地及桉树的补偿款。
“这分明是村干部私自卖地！”。2月25日，外村村民何浩、余兴林、余兴才等人告诉记者，他们“事先并不知道此事，也未在协议上签字”。在上述有关的协议书中，记者确实未发现有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等人的名字。
2月底，纪家镇副镇长吴三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证实：“外村干部处理争议土地并未召开村民会议。”
令村民更为愤怒的是，外村“卖地”所得的106000元钱也不知去向。
据了解，内村和外村围绕这片约28亩的土地的争论由来已久。1992年，当时的海康县(雷州市前身)政府经调查后，做出了将这片有争议的土地判给外村所有的决定，并下达了“海府发[1992]19号”文件。不过，内村不服县政府的调处意见，一纸诉状将海康县政府告上法院。1992年，海康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“海府发[1992]19号”文件，并要求县政府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。
然而，直至今日，政府都未重新做出判定，外村与内村之间关于这片土地的争议也一直不断。
“我们都争了几十年了，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卖出去！”2月底，外村村小组原组长余福说出了当时村民内心普遍的想法。
去年7月，在得知“土地被卖”的消息后，外村村民决定“讨回土地”，并筹集了1000多块钱作为专项经费。作为村民代表，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等人，从此开始了上访之路。经过近两个月的上访，村民代表先后走访了纪家镇政府、雷州市信访办和湛江市信访局。在雷州市和湛江市信访部门，村民所得到的答复均是“由当地政府负责调处”。然而，纪家镇政府只是口头答应调处，并没有实际行动。
对于迟迟未作调处，纪家镇副镇长吴三给南方农村报记者的解释是:“双方已协商达成一致意见，并由镇司法所做了见证。村民要推翻合同，只能到雷州市法院进行起诉。”
镇村干部广州接人
2008年8月25日晚，“已失去信心”的村民代表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决定“不再等候镇政府调处”，悄悄地登上了去广州的客车。
第二天早上，赶到广州的三人和身在广州的村民余华余一起，赶到了广东省信访局。
就在何浩、余兴林、余兴才三人去广州的同时，三人上访的信息也传到了纪家镇政府。
首先传回消息的，是纪家镇政府派驻雷州市的工作人员。
镇工作人员发回信息后不久，纪家村干部也向镇政府反映了村民上访的事情。
第二天，来自雷州市信访局的电话，再一次证实了村民何浩、余兴林、余兴才、余华余等上访的事实，雷州市信访局同时要求镇政府接回上访的人员。
得知消息后，纪家镇立即组成了以镇委吴副书记为组长，外加两位派出所人员和纪家村村支书胡荣海为组员的工作小组。26日上午，四人驱车驶向广州。
然而，四位上访的村民并没有碰到来自老家的四位镇村干部，也未能成功地将上访材料递交到省信访局。
“他们说没有收到湛江市的相关材料，我们的上访属于越级上访。”当时唯一带有身份证并受到省信访局接待的村民余兴林回忆说，言语间露出一些不解，“早在去年8月初，湛江市政府到客路镇接访时，我们就将材料送了上去。没想到去了省里却成了越级上访？”
2月27日，湛江信访局接待科杨科长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解释说，越级信访是指“信访者未到下级政府信访前直接到更高一级政府进行信访”，而下级信访局并不需要将接到的信访材料向上级汇报。
上访当日被查超生
无奈之下，4位村民走出了省信访局。
就在此时，何浩接到了村支书胡荣海的电话。胡荣海在电话中指出，何浩等人到省里上访“对镇政府影响不好”，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村中，并承诺他们回来后就解决问题。
在胡荣海跟村民沟通的同时，镇政府的另一个工作小组赶到了纪家外村，由副镇长吴三任组长的工作组此行的目的，是到余兴林家检查计生工作。
“他们来了10多人。”作为目击者之一，村民余福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，“兴林两个成家的儿子均未生育。”
2月底，吴三副镇长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证实:“那次并没有查到存在超生的情况。”
2008年8月26日下午，村民何浩、余兴才两人赶回了纪家外村。两天后，何浩、余兴才被要求“到镇政府谈话”。何浩在得知镇干部到余兴林家查超生的事情后，“害怕被拘留”而未前往，只有“不怕被抓”的五保户余兴才一人赶到了镇政府。
令何浩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余兴才汇报情况后便返回了家中。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等人判断，这是镇政府“不计前嫌”的表现。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让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等人彻底改变了看法。
接上访者该谁买单?
今年1月份的某天上午，何浩像往常一样赶到纪家村委会，准备领取1700元甘蔗款，以便“好好过个年”。
“你们的钱被扣了。镇里要你们出干部到广州接人的差旅费。”村干部陈彬的话有如当头棒喝，让何浩彻底醒悟了“原来镇政府并没有放过自己”。
和何浩一样，余兴林、余兴才也先后被扣了一车甘蔗款，共计3450元。身在广州的余华余，因为没有卖甘蔗而得以幸免。
对于纪家村委会扣甘蔗款的做法，吴三副镇长分析，这是层层落实信访责任制的结果。“市里将责任落实到镇里，镇里只能将责任落实到村里。村委会没有钱，所以只能让上访的村民掏腰包。”
另据了解，去年纪家镇因为群众上访太多，镇领导已经作了调整。
吴三副镇长认为“扣甘蔗款确实欠妥”，要求村委会“在甘蔗季结束前全额发放被扣甘蔗款”，但他并未明确谁该为接上访者产生的费用买单，并声明“镇里也没这笔钱”。
2月27日，湛江市信访局接待科杨科长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：“信访制度是采取属地管理，依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。”不过，他没有解答记者“属地的最基层是哪一级”的问题，也不知道“谁该出接上访者的费用”。
“他们接上访者的钱由我们出，那我们上访的钱由谁出？”对于村里扣甘蔗款的做法，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都十分不满，并一致要求“全额退还甘蔗款”。
对此，村支书胡荣海一再强调，村委会“绝对不会为干部接上访者买单”，而且村委会“根本没有这笔钱”。
